日本近期频繁采取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动，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是单纯的冲突，还是正在将中日关系推向更为危险的境地？从中国驻日大使馆遭遇恐吓，到日本自卫队现役军官持刀闯馆，再到日本军舰途经台湾海峡，这些事件似乎在不断增加。高市早苗将涉及台湾的军事局势与日本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相挂钩，伴随日本新版《外交蓝皮书》措辞的变化及防卫预算的提前增加，种种迹象令人怀疑：东京是否在不断试探北京的反应极限。小烽认为，日本不一定想要主动挑起冲突，但它在不断扩大摩擦的空间，一旦这种试探和误判形成循环，中日关系面临的风险可能比严厉的言辞更加危险。这正是整件事中必须重视的关键。

先来看今年春季发生的一系列安全事件。中国驻日大使馆在4月16日披露，3月5日收到了威胁信，信中自称为“前警察和前自卫队成员组成的精锐军事部队”，并威胁将攻击中国驻日使领馆。3月24日，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持刀翻墙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。3月31日，又有人自称“应急准备自卫官”，在网络上宣称在中国使馆内部安装了遥控炸弹，随后日本警方进行了长达近两小时的排查。中方表示，截至四月中旬，已就这些事件向日本警方进行近30次交涉。官方起诉信息显示，该刀具刃长约18厘米。10月1日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开庭时，村田承认非法入侵和违反枪刀法，但辩护方对威胁罪的成立提出异议。日本陆上自卫队已于8月对其施以惩戒免职处分。小烽认为，短时间内频繁发生针对中国外交机构的威胁事件，已经反映出安全风险和社会情绪等问题；至于背后是否存在更深的组织关系，需要调查结果，而不能仅凭猜测推测。

接下来发生的则是军事层面的摩擦。4月17日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“雷”号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。中国国防部确认，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了全程监视与警戒，而当天正值《马关条约》签署131周年。4月19日，东部战区的133号舰艇编队通过横当水道，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演练；而到了4月22日，又在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的西水道返回。中国军方明确表示，这是按照年度计划进行的例行训练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与目标。因此，小烽更倾向于将这一阶段称作“安全互动密度明显提升”，而不是简单地描述为谁在报复。对于两个海空力量活跃的邻国而言，真正的危险往往不是一次过航，而是由于政治互信缺失，正常行动常常被对方理解为更糟糕的情况。

相比军舰的过航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政策语言的变化。日本外务省2025年版《外交蓝皮书》关于中日关系的描述使用了较高的重要性表述，称中国是日本的高度重要双边关系之一；到了2026年版，关于中国的直接定位则调整为“重要邻国”。路透社在报道时直接使用了“downgrade”一词，形容这种语言的降低。尽管2026年版《外交蓝皮书》中依然保留了要推进“战略互惠关系”的说法，但这反映出日本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存在一定的双重标准。高市早苗在2月20日国会上发言时也称中国为“重要邻国”，并强调由于双方存在多项悬而未决的问题，因此需要持续沟通。这种反差引人深思：一方面，日本政府实际上降低了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描述；另一方面，却没有关闭对话和合作的门。小烽认为，这并不是简单的“亲华”或“反华”可以解释的，而是一种显著的“双轨政策”：在安全领域加强防范，竞争色彩愈发浓厚，而在经贸外交领域则力求保留沟通渠道。

真正令中方感到警惕的是这种措辞变化背后所暗藏的安全政策配合。高市早苗在11月7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讨论中表示，如果相关事态涉及军舰和武力使用，可能会构成日本安全法制中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。尽管面临争议，她又强调，具体情况仍需政府根据实际事态作出综合判断，从而提到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。这何尝不是中日关系出现结构性风险的真实表现？过去，日本政府在涉及台海问题时，一般强调抽象原则，鲜少将具体军事情境与国内安全法制直接联系。高市将这些复杂的情况搬上国会公开讨论，实际上是将以往刻意保持模糊的内容明确化。在外交关系中，措辞并非纯粹装饰，尤其在涉及军事行动时，一个概念从“不讨论”转变为“公开讨论”，无疑会影响另一方的安全判断。

高市所推动的是日本安全政策加速的真正改变。经过2026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，自民党获得316个席次，单独超越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，与日本维新会合计达到352席，这也使得高市在担任日本第105任首相后拥有更为坚实的众议院基础。因此，她获得更大政治空间后，确实加快了安全政策的推进。2025年10月，高市政府已宣布将原计划于未来实施的防卫相关支出占GDP约2%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实现，并着手修订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等三份安全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