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，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8.7万亿，然而到了2024年，这一数字降至4.9万亿，预计2025年甚至会降到不到4.1万亿。对于2026年，前六个月的土地出让收入仅为9778亿，同比下降31.5%，全年大致在2万亿左右，这意味着在短短五年内有77%的降幅。而普遍的看法是，产能过剩并不是问题的根源。这一数据无疑为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。若真要开征房地产税，以目前的商品房估值360万亿计算，按照国际普遍的1.0%税率大概会有3.6万亿，这远超土地出让所得。因此，土地财政面临着转型的必要：土地出让收入变得不再稳定，而房地产税则成为一种可预见的稳定收入来源。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减少，进一步增强了2027年征收房地税的紧迫性。否则，地方政府的生存空间将变得越来越窘迫，他们只能依赖于转移支付和举债来维持运作。

化债的做法虽然能够解决存量债务的置换，将短期高息债务转换为长期低息债务，但最终要关注的是新增债务的规模，这必然与体制的成本问题相联系。2021年是上述收入的高峰年，除了上海以外，各地城市财政普遍陷入亏损，如今土地出让收入的剧减使得地方财政压力越发凸显。那么，谁来填补这种增量的缺口呢？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增加，但实际上这些也是通过借债实现的——中央通过发行债券将资金转移给地方，根本上依然是债务的循环。2026年，新增政府债券的规模达到11.89万亿元，这是历史上力度最大的财政措施。此外，财政支出预算首次超过30万亿元。李稻葵建议再发放30万亿以解决地方困境，但无论资金如何转移，最终仍会在债务中打转。谈及创收问题时，矛盾迅速浮现，尽管GDP持续增长5%，但资金究竟流向何处？首先，行政性支出（包括公务员待遇）占比过高，远超全球平均水平。其次，强劲的出口与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盈利效果不显著。外商认为我们在输出产能，而我们则声称是在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，显得好像是在为全球消费者做贡献。再次，居民的收入占比偏低，消费能力不足，导致商品生产与成本不匹配，生产过剩却无人问津，企业盈利能力远低于发达国家。最后，房地产吸引了城市居民60%的流动资金，最终却被锁定在了混凝土的建筑中。而土地出让收入早已花尽所有。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：精英管理层的强势干预扭曲了市场，支出缺乏刚性的制约，而计划性收入本质上是对未来的透支。那么，我们的经济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呢？